故事現場：產業真心話

在無光暗角裡種岀繽紛前景——專訪創意製片人黃茂昌

2024-03-18

採訪撰文／陳亭聿
攝影／汪正翔

頭戴裝置走進漆黑暗室，只見一位深膚色的小女孩立於其間，先是目睹她在公車上試圖無視、抗拒白人女性求讓位的犀利眼光，隨她見證那居高臨下、毋需發出隻字片語，已然逼人咄咄的姿態；到親見她於監獄裡蜷於荒蕪角落裡發抖瑟瑟；再到廳堂上看她面對長官問訊，手撫著裙角的不知所措的惶惶情狀。平行時空裡，超過半世紀年歲的黑人女性回顧當年，以沈靜的口白為當年的自己提詞。

這是《黑》（Colored），臺灣前景娛樂和法國團隊2023年合作的沉浸式項目的事發現場，它改編自法國作家Tania de Montaigne的同名書籍，內容描述1950年代一位拒絕在巴士上讓座給白人而遭到逮捕的小女孩的故事。打從提案現場聽見這則故事，臺灣製片人黃茂昌便決議，要將不只是黑人女孩，還包括1950年代她所遭受的壓迫情境，轉化為讓人身歷其境的故事現場，引進國際，更帶入臺灣的展演空間裡，再次被切身地感知與聽聞。

於是，訪問當天，我們也讓有這樣心思的黃茂昌從他人生前半開始談起，請成熟的他為一個眷村長大的黃膚色的小男孩提詞，說說他怎麼在視野尚不明朗的影像環境裡，也曾被邊緣歧視的情境中，如何因為不服輸不甘心，試圖打開台灣電影的前景，長成了如今這位資深的創意製片。

沉浸式作品《黑》放映現場。

少年的Action：土木、學運和公路電影

從國中看《小畢的故事》，到高中通勤，住眷村的黃茂昌開始往返彰化家裡與臺中一中，偶爾也跟著愛好藝文的同學開始週末看一些電影。到大學，聽說臺灣大學有個社團視聽社，黃茂昌來到臺北開的第一個眼界，便是第一屆金馬影展播映的德國新電影，他默念出這些陌生的導演名字及驚豔於它們帶來虛構的視界，「溫德斯、法斯賓達、雪朗道夫。」另一面，他也在真實世界裡拓寬視野和胸襟，跟著同年同校的范雲等人在學運開始風起雲湧的年代走上街頭：「那個年代年輕人啊有這種反抗體制，想改變，突破什麼的衝動。」

於是，這些衝動便化成了行為。寫劇本的人都知道，有了角色、生活、行動，故事才得以動筆。參與街頭，以及某種沒有特別計畫的創作心思遂開始滾動，臺大土木系的黃茂昌憑著衝動，在漢口街買了台磁帶攝影機，回頭也拿著衝動買的攝影機，對準了相形之下內在熱血、外在看來顯得輕微貧血的生活，膠卷上有了自己的身影，「題材很無聊，不過就是拍拍自己苦悶的青春年少。」

90年代的臺灣少年故事，乍看百無聊賴、普通，甚至邊緣，但這份苦悶何以不能是題材？時代背景的威權壓抑，與少年成長的惶惑和無所適從，在他快畢業的1989至90年代，這樣的時代共相竟然開始於全球獻映。「我看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及《悲情城市》，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開始了解臺灣的歷史，臺灣的故事，現代臺北的故事。」虛構的情節推進人生的轉換率，在行動派少年身上變得很顯性。

「當兵時，我半夜裡在台南官田的工地遠眺對面遠方的高速公路，覺得自己以後到底要做什麼？」快速變換中的市容與車景在高架橋上下平行流過眼底，黃茂昌心裡同步交叉剪輯電影裡外的心境，「不如就去拍電影吧。」

少數的轉折：黃色憂鬱與製片的動機

黃茂昌先是申請到美國電影學院，擱下舊型小攝影機來到了華麗的洛杉磯，「原來我念的是導演組，讀了一年，工作一年，才又到哥倫比亞。」一個臺灣現代製片的念頭就這樣從紐約發跡。導演化身製片的轉折是這樣的：「我反省自己從小到大都不是領導者，總是追隨者這件事，想給自己一點挑戰，就跑去學製片，用更理智，更全觀的方式來推動項目。」

然而，觸發此種心念的易變，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個年代不像現在留學生多，放眼周圍就我一個華人，很孤單。」黃茂昌說，「當時李安紅了，《推手》、《囍宴》強勢地形塑著西方人對我們的認知。比方工作那一年，因為自己的膚色，製作上就被指派去拍毛澤東的紀錄片；銷售面就被歸類處理華人的、亞洲的、唐人街的題材，因為膚色，我做電影，好像就只能處理種族，處理中國家庭，或是處理性別衝突之類的問題。」

黃茂昌說當自己一再地被視為少數族群來對待，被刻板印象不斷地在敘事版圖上推回「本該屬於的」地球另一端時，他便不免自問「我置身美國意義何在？」他說自己逞強，也倔強，當他打算停止被動的從眾行為，遂有了自製故事的動機，黃茂昌擱下導演夢，轉身成為一個有自我主張的製片。他不打算再交出話語權，為的是牢牢把握敘說自身故事的主導性，「我不想身在主流社會裡，只為了說一個少數的、華裔美國人的故事。我要說的，是自己的故事。」1998年，這個信念轉換成劇情，角色行動直接改變故事場景，他回到臺灣。

故事的前景：「創意製片」的創造性

「我從小到大，其實都是試圖進入到主流社會裡的相對少數。」黃茂昌說自己生長在眷村，雖說貌似據有外省體系的優勢，要融入周遭朋友圈時卻常感到處在局外，非得學說臺語；到了美國，分明家裡環境許可領有綠卡，卻因膚色而在職涯上還是處於邊緣化的命定，是這些環境的設限和壓抑，推著他走上「製片」的命運自決之路。

然而，回臺灣的2000年前後之際，國片在港片與好萊塢電影的強勢入侵下景氣一片低靡，「我正式入行，進的卻是香港嘉禾的臺灣分公司。」黃茂昌笑著說，「那時候沒幾部國片上映，新電影引起的輿論多數不是正面的，我好不容易回來臺灣，卻是在包裝銷售別人的故事，那還不是一樣嗎？」

看似走在主線正軌上，卻再次落入異類感傷，「改變受壓抑的少數族群的命運」的念頭，漸漸演變為他做電影一種類似「初衷」的東西。「我念念不忘回來的原因，就找了一批人，志同道合的人，想來做點事。」海歸青年念念不忘的，還是主導自己與產業故事線的這件事，「我覺得電影製作人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produce』，創造。」2002年，黃茂昌創造的不是一部電影，而是一間電影公司，這間公司叫做「前景」。

前景娛樂創辦以來發行許多膾炙人口的藝文電影，辦公室牆上貼滿了海報。

「過去那個年代，所謂的『創意製片』（creative producer）這樣的角色，可以說不存在於臺灣。」黃茂昌指出大家對「製片」角色的認知主要是策劃者，而非版權擁有者與開發者。「70、80年代多是院線機制下以回收角度來思考進而投資；80、90年代的獨立新導演們則是自己想辦法，找了執行製片幫忙推進，換言之，是導演自己在孵化項目，身兼製片。」

在2000年初的臺灣，若想成為一個富有創造力與主導性的製片，需要勇於打破業界原來的想像。不再受制於「有發行管道、有錢，才說故事」或「導演有故事想說，製片才開始找錢」這樣單向或封閉的邏輯，他一面做發行，一面找有意思、想法的新導演聊天，他開發動畫IP，也發展劇情與紀錄片。

「我就是這樣總是興沖沖，一直都很好奇的。」喜歡嚐鮮的黃茂昌認為故事本來沒有既定的說法，「我們必然受到打動，有個起點，但我從來不是一個固執的人。」這個起點可能來自市場趨勢，可能來自導演、編劇的起心動念，更可以是製片對故事、對市場開發、對議題、對合作型態，對新的敘事方法感興趣。那麼就由動念者發起，製片再想辦法找到人、錢與各種資源，「創造」出讓故事被說出來、說好的方法。

唯有包容各種開放性，創意製片人的角色才不是限縮封閉，又回到特定角色獨大，或受制於票房和成功套路的慣常。唯有如此，他們全觀、理智，與世界脈動同頻的天賦，主動性介入的慾望，才能讓產業不受制於遊戲規則，不斷生成各種新的玩法。

開發本身的戲劇性：來自國際的合製請帖

有了豐富的海外經驗，對新事物好奇，黃茂昌回到臺灣後仍保持與世界的連動。他創辦的前景娛樂公司，早在尚未有太多國際合製、政府尚未挹注資金的2001年，就找來韓國、泰國、新加坡、香港、日本、荷蘭、美國等地的專業人士，共同舉辦國內第一次大型的「跨國合資」研討會。

1999年韓國電影《生死諜變》的上映，拉開了韓國大片的時代，其觀影人次達到580萬，超過當時好萊塢巨片《鐵達尼號》在韓國的票房，此後韓國電影的觀影人次更呈幾何級的成長。在電影之外，這個產業的高度「戲劇性」，使得「創造性製片視野能如何改變亞洲電影低迷前景」的電影案外案，也變得很有看頭，「那時候的論壇上新加坡一年也才5部電影，泰國也是，任何新的改變中的事件都引發我高度的關切和興趣，我就趁電影節時邀請大家來交流。」

「我覺得多元很重要，如果你也同意的話。」當他談到最近跟哪個未曾合作的國家，如何怎樣啟動一個新案時，便可見他又是一臉「發現新大陸」的神情，「譬如我現在跟寮國談合作，我東南亞還沒合作過的就是寮國，或是像跟智利和摩洛哥團隊接觸，這樣的合作可以拓展我們的南美經驗，就應該試試。」

由臺、法等跨國團隊組成的《黑》運用容積式（Volumetric）掃描的「容積捕捉」這項新興技術，讓演員能在360度架有32台攝影機的4D攝影棚內拍攝，被攝者的動作細節都可被快速、清晰地捕捉，大大地簡化了過往繁複的數位內容產製流程。

「開發一個類型跟議題陌生的項目，拓展許多陌生國家的票房，加總起來，或許短期內都不如投資一部臺灣觀眾早已熟悉的商業類型片票房來的亮麗。」可是少年不想被所謂的「主流」想像框限與宰制，想突破困境的衝勁依然，他仍興致高昂，念念不忘，滿心期待改寫臺灣電影的前景，編導與創造產業的戲劇性轉折。

「唯有走出去，才能讓臺灣各部門的人都累積到不一樣的經驗。」黃茂昌一再否決掉一些採訪問題裡無論是導演、製片，或是市場特定角色主導這樣單一的傾向或觀點，他不斷重申和提防「主流」成形造成「少數」噤聲的危險性，「如果你也同意多元很重要，我們就不應該提前因為看起來沒有太好的票房，放棄那些剛冒出頭的可能性。」

前景娛樂會議室大白板上寫滿了進行中的各項跨國計畫。

人權題材及其新的說法：媒合新科技與電影敘事

同樣地，黃茂昌所強調的「多元」，更不僅在於合作的對象與題材的豐富性，他同樣長年關心在意的，也包含各種新的敘事可能性，以及有效性。就拿開頭時提過的，2023年4月於巴黎龐畢度中心開幕，下半年在高雄電影節與TCCF發表的這部《黑》來說，這部由前景娛樂和法國合作的AR擴增實境紀錄作品，便是黃茂昌對XR類沉浸項目的初體驗。

在《黑》中，觀眾可透過穿戴式裝置，看見電腦運算過後的3D畫面，精準地投影在展出現場。

「會開始跟Novaya這個法國團隊合作，其實是我在國際的提案大會上聽到這麼一個叫做克羅黛特的黑人小女孩的故事，這個被遺忘的聲音，立即挑起了我的興趣。」延續著黃茂昌一路以來對社會與人權議題，被壓抑的歷史和聲音的關懷，他更一如往昔，仍舊被新的創作者和團隊打動，他們既有想法也知道傳播故事的準確性，更有創新手法，「提案時他們就提到，AR現場的觀眾將會如何近距離地坐在克羅黛特的身邊，體會她的遭遇，用這樣的邏輯來建構空間。我被說服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把應用新科技、形式的原因界定得很清楚。」

「臺灣相關經驗還沒有的時候，我們就先參與項目，從中學習。」除了被題材和敘事手法吸引，黃茂昌也有做中學，以及促成異業整合的動機，「《黑》是一個技術本位非常高的項目，譬如5G定位怎麼在這樣的項目裡被實踐，這個門檻很高。法國團隊對不僅對創意形式的表達很敏銳，對技術的追求也高，如此才真正能讓故事和議題被流暢地敘說，這是很值得我們借鑑的。」

「以往臺灣的問題往往是技術歸技術，創意歸創意，我們可能有容積掃描器材與技術，但人才跟資源沒有被很好的整合。」黃茂昌指出，「以非核心團隊的方式參與這樣國際的沉浸式項目後，我們就可以轉變原來被動合作的位置，加上近年文策院的介入，當有政策鼓勵媒合科技與人文領域，臺灣就真正有機會成為這些新項目的核心主創團隊。」

《黑》製作現場中的黃茂昌（左二）與擔任中文旁白的桂綸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