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現場：聽他們說創作

浸潤風土，以常民生活孕養「阮的舞台」——汪兆謙與屬於當代的阮劇團

2022-07-26

劉佳旻／採訪撰文
黃煚哲／攝影

 

被暱稱為「皮蛋豆腐」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試營運，作為第一批進駐演出的嘉義阮劇團，以全臺語演出的《熱天酣眠》登上型態奇幻的球劇場。這齣改編自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的戲劇，對阮劇團來說也具有特別的意義——「這是我們休團後，找到劇團方向的作品。」團長汪兆謙說，「那是從『學院』跟『在地』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碰撞後的成果。」

 

這兩種世界觀的碰撞，就實際存在於汪兆謙自己的身上。他在考進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那個夏天創團，孵孕出一個從嘉義風土中生成的獨特劇團。以「阮」（我們）為名，阮劇團的成立卻是從一個慘綠少年的野望開始。

 

起點：高中話劇社初識當代劇場

 

高中時沒能成功入選籃球社的汪兆謙，誤打誤撞進了話劇社。恰好當時蘭陵劇坊創辦人吳靜吉主持文建會的「青少年戲劇推廣計畫」，在汪兆謙所在的嘉中話劇社留下重要的文化傳承：一個人也能演、二十個人也能演，只需要五分鐘，沒有任何格律要求的「青少年創意短劇競賽」，在他心中烙印下的最初始戲劇觀：「創意戲劇是什麼？它的意思其實就是『當代劇場』。」

 

汪兆謙說，「我們常常會說，以前話劇社那一套太無聊了，咱莫按呢作。」跟著當時社團指導老師呂毅新與學長盧志杰等人，汪兆謙一頭埋入「當代劇場」的世界觀，不僅廢寢忘食，也立下考戲劇系的志願。

 

 

十八歲的汪兆謙，高中畢業後先考上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在嘉義，只有誠品書店的表演藝術書櫃可以建構自己的舞台夢，他笑稱上了臺北就像是資訊暴發戶一樣，貪婪地汲養分，「到臺北之後，快速看了很多戲。國家劇院、皇冠小劇場、牯嶺街，只要拿得到DM的我都會去看。」第二年春末，再考上心目中的志願——臺北藝術大學後，五月他直接從世新休學，回到嘉義，發懶、發呆，等開學。

 

「當時我突然有一個念頭，就是我再也沒資格說嘉義是文化沙漠了。因為我已經成為藝術科班的學生。如果有時間在那邊抱怨，那自己又做了什麼？所以就把嘉中話劇社的夥伴找回來，作了第一齣戲。」就在那個汪兆謙笑稱「太長、太無聊」的暑假，「一群蠢蛋聚在一起」，就成了「阮劇團」的創團起點。

 

第一個五年：草創時期的五個「預告式作品」

 

那年夏天創團第一個作品《多給我們幾雙鞋》，完全零預算製作，參加演出的成員還要自己繳會費。汪兆謙說，幾個人的會費租完演出場地後就幾乎歸零，剩下的製作全都是DIY；還規定演員每個人各買一套白襯衫、西裝褲作為戲服。阮囊羞澀，宣傳海報只好自己動手繪、用影印機印，「我們想去誠品長榮店放DM，結果因為太陽春，還被店員拒絕。」

 

2003年《多給我們幾雙鞋》DM。（阮劇團提供）

 

那麼道具呢？汪兆謙說，因為租用臺南人劇團所在的百達文教中心為演出場地，因此他們有什麼道具就借來用。「當時我們進劇場，臺南人劇團的團長李維睦問我知不知道怎麼裝、調燈，我說不知道，他快昏倒，說劇團有辦技術工作坊，叫我們去聽。」汪兆謙笑說，即便這樣也不可能馬上學會調燈，「最後李維睦手把手教我們調控燈；來看彩排看不下去的呂柏伸，就把我們叫去簡單上了一堂導演課。」最後，因為擔心沒觀眾，臺南人劇團還打電話給臺南人之友，邀請他們來看戲。

 

就這樣糊里糊塗完成第一齣作品，狼狽中卻帶著莫名的亢奮。「沒有多想，竟然也就做完了。當時我們想，說不定哪一天嘉義人也可以搞出一個嘉義人自己的劇團。」

 

汪兆謙將這個想法落進具體計畫：四年大學會有五個暑假，那麼五年就每年都推出一個「預告作品」；若五個預告作品完成，就正式立案成團。「這一方面也是給自己施壓，五年後就要成立，因此每一年的作品都要比前一年完整。」就這樣，一群人開始野生地創作屬於阮劇團的作品。

 

「那是我們會作戲，但還不會作團的階段」

 

2006年，阮劇團進駐嘉義表演藝術中心開始長期駐點。劇團有了基地，開始朝外發散——臺南誠品的邀請演出成為劇團第一個受邀公演。這一年，活躍的阮劇團申請立案，比原訂計畫提早兩年。2007年完成第五號預告作品《單身套房》演出後，2008年的阮劇團開始製作正式作品。

 

也許是初生之犢，加上熱血野望，正式製作第一年，阮劇團一口氣在一個月裡推出三部以劇作家王友輝的劇本製作的新戲，公演之外，再加上十幾場工作坊與推廣講座。「你能想像那有多瘋狂嗎？雖然戲排出來了，但最大的問題是票房，之前一年作一個作品可以賣五百張票，那年推了三部作品十二場戲，卻也只賣出五百張票。」汪兆謙苦笑說，票房沒有成長，薪水發不出來，整個劇團的運作能力瞬間歸零。創作夥伴一一離開，形同解散；他也「躲回」研究所讀書，劇團休止半年。

 

草創五年的結果是苦澀的，汪兆謙回想：「因為那是會作戲，但還不會作團的階段。」

 

第二個五年：耗費五年，只為了找屬於阮的路

 

2009年的受挫，一方面讓成員們了解到「創作」可以僅僅是個人欲望，但劇團營運卻需要更多的社會溝通：「要想我們在什麼地方，觀眾是誰。這最直白的說，就是推廣、教育，扎根。」

 

然而「推廣教育」籠統說來只是幾個字，涵蓋的面向卻極為廣泛。汪兆謙說，「今天大家會覺得阮劇團很奇怪，做的事情包山包海，還有人質疑我們是活動公司嗎？但其實是過去的歷程讓我們決定，作為劇團不只要推出公演、賣票而已。」

 

於是，2009年，「青年戲劇節」開辦。這個原來只是幾個劇團成員們指導的高中戲劇社聯合公演，後來演化成匯集戲劇、音樂、舞蹈、電影、市集等表演與藝文活動的「草草戲劇節」，也是嘉義目前規模最大的民間自營藝術節慶。2011年則啟動「藝文播種計畫」，到嘉義偏鄉學校進行推廣義演，以兒童為對象進行戲劇教育扎根，也成為執行至今、每年到十五個偏鄉小學駐點的「小地方計畫」。

 

2021草草戲劇節。（草草戲劇節提供）

 

2021草草戲劇節—微笑唸歌團演出。（草草戲劇節提供）

 

「我們也設置劇團行政，思考營運策略，但完全不知道怎麼作。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一段時期。」同時，雖然每年仍推出一個作品，但這些演出並沒有獲得太多迴響。汪兆謙直言：「我們很清楚自己在面臨觀念的轉化，那整整五年，我們都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藝術價值與市場，不該是單選題」

 

直到2012年遇見剛放棄英國博士學位的吳明倫。「因緣際會認識後，我馬上約她喝咖啡，邀她寫劇本。」第一個合作劇本《金水飼妻》，改編自法國劇作家莫里哀的《太太學堂》；儘管也是改編經典劇本，但加入了編劇視角、採用臺語演出，讓汪兆謙感覺找到了劇團前行的方向。

 

2013年，吳明倫在阮劇團的第二個劇本《熱天酣眠》，將原來仲夏夜之夢的奇幻氛圍改編成臺灣民間志怪風格的玄怪小說。喜劇的演出方式，以及與琅琅上口的臺語台詞，讓《熱天酣眠》成為阮劇團確立風格的代表性作品。

 

2019年《熱天酣眠》劇照。（阮劇團提供）

 

汪兆謙說，在學院，基本假設是人人都是藝術家、評論家，討論的基礎都是在世界的藝術史、世界的脈絡繼續往上疊加。「但是，到了劇場，臺下坐著的十位觀眾有九個可能只是覺得：今天工作好累啊！可不可以讓我哭一哭、笑一笑？這樣的需求市場，在學院裡可能會被認為不夠藝術。」他直言，「可是在創作現場，藝術不可能自外於市場。面對這兩個元素不應該是單選題。」

 

第二個五年，仍從學院經典作品出發，但汪兆謙開始試著一層一層剝掉學院派的技巧，然後放入在地元素——這就是阮劇團找到的，屬於自己的路。

 

第三個五年：在風土之中，找到獨有的世界觀

 

《熱天酣眠》後，阮劇團確立了採用臺語演出，以臺灣常民生活的框架改編西方經典劇作的創作路線。包含2014年《ㄞ國主義》，改編自法國劇作家雅里（Alfred Jarry）的《烏布王》，場景設在臺灣常見的五金行；2015年《愛錢Ａ恰恰》，再度選擇法國喜劇泰斗莫里哀的名作《吝嗇鬼》進行改編。

 

汪兆謙計算，當時劇團行政加上內部演員，團的編制不到十個人。但就在這生存下來的第三個五年，除了持續運作推廣、教育的任務之外，阮劇團又再另開了累積創作的計畫，包含邀請劇作家合作的「劇本農場」，也設立了儲備演員機制，並在2019年轉型成「演員實驗室」。「因為劇團的核心是作品。戲要好只有兩種條件，一個是劇本，一個是演員。」汪兆謙笑說，「這麼小的編制，要進行這麼多的任務線非常辛苦。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常常一天睡不到幾個小時，辦公室裡就有個行軍床。」

 

儘管如此，當時劇團仍維持一年在嘉義作一檔小戲，偶爾得到另一個鄰近城市邀演。2015年，阮劇團受到臺北藝術節總監耿一偉邀請，以《家的妄想》上臺北公演。這個立基在人與環境關係的作品，打破了阮劇團過去改編經典的創作路線，拉出了一條真正從所在土地出發的關注。更重要的是，這也是阮劇團第一次到臺北公演。

 

「那時有長輩說，你們到臺北要講臺語嗎？誰要聽？特別是，當時臺語還是相對弱勢的語言。」儘管如此，《家的妄想》以紀錄劇場的形式，再現東石沿海人們與環境的關係，舞台上使用的仍然是臺語。

 

大師會結束合作離開，但作法會留下來

 

2017年《馬可白》劇照。（阮劇團提供）

 

然而2016年與日本劇場導演流山兒祥的合作，才是阮劇團成立以來脫胎換骨的真正關鍵。

 

「那年年初團員們還一起看他的作品《義賊☆鼠小僧》，彼此開玩笑說，這個作品很適合阮劇團呢。」沒想到年底，流山兒祥找臺灣劇團共製《馬克白》，阮劇團受到了推薦。面對能與前輩大師一起進行國際共製的大好機會，汪兆謙卻陷入天人交戰。因為以往阮劇團十個演員一齣戲的規模，扣掉票房、補助，仍然赤字近半，需靠其他標案來補足缺口，而這場國際共製需要近三十位演員，加上製作，算下來對阮劇團是相當沉重的負擔。但就憑著一股任性，汪兆謙抓住這個機會，透過與日本團隊工作的經驗，建立了嚴謹的製作標準。

 

「他（流山兒祥）跟我們排六個禮拜，第一天我就要求所有人都要在現場；舞監從頭跟排到尾，劇服自排戲第一天就做好，掛著一車在旁邊，並裝設一比一的舞台進行排練。」一般來說，國內其他表演場地多半僅保留一周作排練，「我跟劇場要了兩周，跟他一個燈、一個動作慢慢磨。」汪兆謙自豪地說，這次合作之後，阮劇團所有年度大戲，都以這樣的標準為基礎製作。「大師會結束合作案回國，但是這套作法就永久地留在我們劇團了。」

 

國際共製的經驗帶來的不只是製作標準提升及流程優化；「原本擔心大師來嘉義這個小所在，會不會嫌棄，結果他反而非常羨慕我們有充裕的排練空間。」汪兆謙坦言，「在那個過程，我發現儘管他是大師，但我也有他沒有的東西。視角一翻轉，我就找到了我們自己的使用手冊。」

 

汪兆謙以嘉義阿里山高山茶作比喻。茶葉的滋味來自阿里山獨有的地形、氣候與溫／濕度，必須浸潤在這樣的天候條件才能塑造出來。「只要種出的茶味道夠好，那麼要把茶帶到臺北，乃至於香港、東京，甚至是歐洲或全世界，都不是問題。」

 

創團第十五年，找到來自風土的原生優勢，阮劇團打造出獨樹一格的創作觀，把嘉義土壤與生活的氣息，帶到了世界舞台。

 

現在進行式：創新的五年，與未來三十年的白皮書

 

 

經過前十五年的孕養，汪兆謙一邊回頭盤點，一邊朝著下一個階段，寫下了阮劇團的未來三十年白皮書。那將會是阮劇團四十五歲，同時也是二二八事件滿百年。「我在想，到時候我們生活的臺灣會是什麼樣的臺灣？與此同時，我們未來三十年要作什麼？」

 

帶著這份白皮書走入第四個五年，阮劇團以超大型製作《十殿》登上國家戲劇院作為成年禮，迎接創團第十八個年頭，也啟動汪兆謙稱為「創新的五年」。

 

一方面，2019年開始，阮劇團儲備演員機制漸漸體制化、規模化，慢慢有了演員訓練學校的雛型。訓練課程一半是表演者該有的，身體、聲音、肢體、文本等面向，另一半則要求他們跑歌仔戲班，學北管、家將，甚至隨媽祖遶境，實地認識地方風土民俗。汪兆謙認為，劇場創作者就應該浸泡在人間與這些人事物相處，才能真正從中得到養分。

 

另一方面，創新還包括疫情以來開始製作的Podcast節目《這聲好啊！》，持續尋求與各種不同單位，進行不同合作型態的提案；以及從頭到尾都在Google Meet上完成排練的線上戲劇《你嘛好啊！！》，再再顛覆對劇場既有的想像，創造新的表演可能性。「我們必須保持更大的開放性，才能跟下一個世代並存。」

 

 

汪兆謙認為與自己同輩的七年級劇場創作者，漸漸越過前一代劇場人「非大即小」的思考框架，走向雅俗共賞的中間路線。「對我來說，並不是談錢、談市場，就是把靈魂賣給魔鬼。我這一代的劇場創作者，大家都用各自的方法，努力找到觀眾的最大公約數。」

 

特別是，當表演藝術場館一座一座落成，而網路打開就是各種影視串流的當下，他認為未來劇場生態可能發展出更小、更多元，更為「團體戰」的型態。「就像那句老話，現在可能是最壞的時代，但也可能是最好的時代。」

 

阮劇團的未來三十年，也是在這樣的願景中，朝下一個時代投出目光。當演員訓練系統完備，扎根的推廣教育結出果實，汪兆謙想像中阮劇團的未來，是要能將影響力轉化為商業模式的創作團隊，而劇場也可能走向如電影投資一樣的製作模式。「我的信仰一直是，小白兔進入叢林裡不一定是壞事，小白兔也可以練肌肉啊。」汪兆謙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