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現場：聽他們說創作

他不賣軍火，也不賣書，他是一個來自義大利的小飛官─獲坎城影展「一種注目：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之國際製片人陳璽文

2023-08-01

陳亭聿／採訪撰文
梁紹文／攝影

「你們慢慢來，我還要黏這些發票。」當窗葉百轉過身，晨光滲進低限風格的辦公室裡，身著格紋襯衫、面容除眼窩與鼻翼等處深邃的雕紋外，俱顯得安詳無波的，臺灣人沒禮貌稱之「老外」的外國朋友，正俐落地輪流使用口紅膠與 3Ｍ 膠帶，把一張張熱感應紙列印的單據攤展在回收再利用的廢紙上，並騰出精神餘裕同我們抬槓，「辦公室現在五個人，連我共三個製片之外，也有處理行政和會計的，但是自己的帳還是自己要報。」他說。

不愧是資深電影製片人，把時間掐得如此精密。在我們來訪拍攝這天，Stefano（陳璽文）一邊幫自己和公司做些核銷雜事，好整以暇地側面感受我們這批臨時成軍的獨立團隊，如何僅一扛壩子把燈光、蹦竿、攝影機具架開、角度喬好，其他幾位又如何沒事找事地，在資訊量精簡的辦公室裡，胡亂採集些線索，汗顏地裝忙。 

 

裝忙之餘也曾趁機回頭看那嘴畔揚起的，風輕雲淡若有似無的微笑曲線。我驚覺：此人的時間與情緒管理形於外的「專業」，大概已臻心中的最高級，誠服心悅於在兵馬倥傯的拍片世界裡，那並不是會讓人胃痙攣的焦慮盤算，而是於己於他，皆寬厚緩頰的從容，以及貼心。

 

 

拎著摩卡壺在世界插旗

 

Stefano 來臺已逾十多年，就像辦公室裡目測應是6人份的 Bialetti 咖啡摩卡壺，他倆的原產地都是義大利。「你們要拍我喝義式咖啡的話，其實我們在辦公室用的都是這個電動咖啡機啦，需要的話，我還可以把豆子重新填充一次，要嘛？」對紀錄片拍攝有 set 亦難免了然於心的他，打開包袋讓豆子嘩啦啦地湧進機器裡，一邊如此說道，「只有出國或是外出拍攝時我們會用摩卡壺和瓦斯爐。」

從孤身做起，到找夥伴成立工作室，再到如今的規模，他們合作過的對象從歐美的法國、阿根廷、英國、瑞典、智利、斯洛伐克等，再一路 pan（鏡頭橫搖）到東南亞各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緬甸，更復再 tilt（鏡頭垂直移動）到韓國與斯洛伐克。「先前我們在疫情前做一個劇集，」Stefano 一行用半身義大利國旗綠的摩卡壺在世界各地插旗，「光製片就有八個，以後不敢了。」搞太大，一次八國聯軍，Espresso 噴嘴在到處燃亮的營火上開始冒泡。Stefano 歪頭說自己學到教訓：專業若是貪杯，顧全還是乏術，一個不留神就燙傷了自己。

咖啡豆最終倒得太快，拍攝不及，但總不好為綜藝效果再無端浪費一批。我們聽著咖啡機磨豆接著注水的聲音，時空跳接回義大利。「我生長於羅馬，從小家裡就有很多書，」辦公室裡圖個清淨，刻意斷捨離，除了製片必備的瓶裝水、外接硬碟幾T幾T堆成一牆一牆，說明日子由什麼築起之外，確實書頁的佔比也不低。「因為我父親是出版商，家裡沒有教科書，都是小說。」

搞電影的小說愛好者

我瞥見他放票據旁的桌案上正在翻看的小說，那是知名韓國電影導演、製作人及小說家李滄東1992年所寫的短篇小說集《鹿川有許多糞》，一個中文說得好的義大利人讀的卻是法文版。「我尤其喜歡偵探小說，我們現在工作夥伴裡有一個就叫『探長』。」他說著笑了起來，接連說自己喜歡小說，才接觸到電影、亞洲電影，然後拿了獎學金到法國學中文，碩論想研究亞洲的電視節目，又拿了獎學金來臺藝大。這一路聽來確實曲折離奇，無怪總探長要看李滄東，大概也想搞懂這個搞小說的，怎的一轉身就搞起電影。

 

 

李滄東的小說集與《鹿川有許多糞》同名的短篇，是講一對兄弟的故事，兩兄弟一個是在首爾郊區有套公寓的小資族，另一個因參與民主運動被警方通緝，故事揣摩其一對另一充滿嫉妒與自卑感的故事。「我爸賣書，我們家裡還有個親戚，他的工作是為軍火商設計軍用飛機。」

而 Stefano，他既不賣軍火，也不賣書。他是製片，自然賣的是電影。

為什麼一個喜歡小說要學語言的人，轉眼間又成為電影製片了呢？Stefano 見一眾還沒棄劇，遂放下手上小說，改拿著他在臺藝大寫的〈國際頻道的紀實娛樂：以《臺灣海軍陸戰偵蒐蛙人部隊》為例〉，這本討論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兩棲偵搜大隊（俗稱「中華民國蛙人部隊」或「中華民國陸戰蛙人」，以下簡稱蛙人部隊）的論文，呈現臺灣海軍陸戰隊受訓過程的紀實紀錄片，以受訓的最後一週（俗稱 「Hell Week」 或「克難週」）為敘事核心的論文。

但是，研究拍攝蛙人部隊的嚴峻考驗的紀錄片，只讓他的職涯之路何以最終通向專業製片人身份顯得更懸疑。我們津津有味卻也滿腹疑惑地聽下去，試圖從 Stefano 的故事中找到一脈相承的線索。

想為故事知音找資金、貼近市場

或許，就像李滄東談到自己創作的動機，他是這麼說的，「在那個年月，我像是在給某人寫情書一樣，克制住自己殷切的內心，逐字寫下了這些作品。」

Stefano 可能有某種人在異鄉的好奇和疏離，是以同理誰的孤獨與超然克己俱在的矛盾，在他身上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在研究所時，當他發現臺灣電影獨立創作者的無助，想起並發現在家鄉讀電影時接觸過的「創意製片」角色，如今因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NEX（視納華仁）、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而漸漸被推廣才為人知，在2010年中期他動念讓有感的故事找到知音時，實仍付之闕如。

「我開始試著從前期就加入故事的發想，找到適合故事的資金，試圖找到它貼近觀眾的方法。」只見核銷單據被壓在法文版小說底下，小說旁還有 Stefano 的筆記本，隨便翻看幾頁，便可見其以中文、英文、法文、義大利文混寫的，既有聯絡對象、帳目、有故事情節，有概念，還有配樂思考、timecode 等內容，「義大利學到的創意製片跟當時臺灣認知『製片就只是管錢』，不一樣。」

 

 

所以上述那本碩士論文，乍看與接下來 Stefano 協助多位臺灣創作者製作的獨立紀錄片，兩者之間故事天差地遠，敘事方式也八竿子打不著，其實不然。「我一直很好奇透過娛樂如何傳達政治的訊息，電視、媒體怎麼在其中扮演推動民主、形塑認同的要角。」Stefano稱自己對潛在創作底下的政治暗潮敏感，在我看來，他更希望看見人如何在這些艱困窘迫的情境、嚴峻的國際發行戰場裡，仍能找到方式發出聲音，改寫歷史。

而此間之破口，之磨難，之挑戰，之刺激。做電影跟做戰慣用的詞彙相通不是新鮮事，是文化事業裡近乎病態的常態，只有親歷的人能明白其間的甘苦詳細。

「為期六天五夜的克難週，是嚴苛的體力、意志力與精神力的高壓集訓。」只聽 Stefano 笑著說論文所敘，說的雲淡風輕，如提案一則遙遠的故事。說到這裡，我們也算是終於搞懂了他的論文跟紀錄片製作的關聯性，「你們說，這些蛙人跟我們做紀錄片的人遭遇的，是不是也差不了多少？」

回歸純粹的普世性

 

是的，是的，沒有差多少。不只鹿川，不只是南北韓分裂的分斷文學，到處都有，許多糞。那些惡臭與惡臭裡仍殘存的芬芳無論在電影裡外，虛實交界與互換之際，在極限運動般的人性試煉裡腐敗或可能崩綻的生機，略有時差，換湯不換藥地在曾有人試圖插旗，擴張權力結構的野心地圖裡到處、無時的分庭抗禮。

否則又怎麼會當 Stefano 說「我沒有什麼目的，一個案子接著一個案子找上我，我就游到哪裡」時，在他參與製作的電影常常都關於因極限和困厄所逼出的人性 ——— 譬如廖克發《不即不離》，談的是馬來西亞剿共，祖父輩戰時創傷到第二三代的餘孽未竟；盧盈良的《神人之家》談的是兄弟間職業與理念上的落差；王君弘《幻日手記》呈現臺灣大選之際機車於清涼夜裡的奔馳，其私日記的意識和時光之流，或許又能和蛙人克難的泅泳，疊影於影像震顫的波紋裡。

因此當大家都在問他為何來台灣製作電影，從外國人視角究竟可以看到什麼不同的東西時，Stefano的把握其實一點都不離奇和複雜，意外的是很誠實、簡單，而且無目的性。

就像他說的，這樣的關懷，就像他從小到大閱讀的文學，或是看拍攝蛙人克難週紀錄片，甚至在電影外與這些創作者一同經歷創作的陣痛和生產一樣，當故事涉及某種人性的傷痛、超脫、同理與關懷時，其普世性就不必刻意提案、包裝和經營。當我們問他在找的都是什麼樣的故事？有什麼價值核心是他在意的？他想了很久之後這麼說，「好像就是很純粹的東西。」

希望帶臺灣團隊回義拍電影 

採訪當天，跟著 Stefano 前往新案子拍攝現場，Stefano 沒帶摩卡壺，也不意在插旗，他的袋子裡後來裝的都是黃澄澄的金紙，然而見了金山的月老和文武財神，都不見他要拜。他和臺灣與斯洛伐克夥伴兜頭、他們在文策院等資金挹注下，已安然於其條件設定下可說故事的規模。

 

 

前去此廟的車上，Stefano 告訴我們外國團隊來臺灣現在不太習慣了，畢竟以前他們常覺得這裡的人便宜、耐操，是製片省成本的妙計。這便是一念之間，內在兄弟鬩牆事情，你可以選擇和惡魔交易，複製克難、說服自己世界需要更多戰場與軍火，甚至包裝故事以某種革命情誼，也可以像他笑著說的，「我覺得現在這樣比較好欸，大家不要累壞自己，雖然還是很難啦。」

Stefano 在頗有龐克工業風的水冷式環保金爐旁，穿上自己有假小羔羊毛領子的的飛官外套，「我在義大利也開工作室了，等有機會，希望能帶臺灣團隊回去拍電影。」如果飛官的創作實力還包括為了自由發聲，推進創意產業的民主，文化霸權結構與殖民遺緒也可以終止。

 

 

採訪團隊於是和將遠行的「飛望」（義大利語 Volo 是展翅高飛的意思，也是 Stefano 他成立的製片公司名稱）的夥伴點點頭，互相致意。最終，我們仍不知道誰是探長，不過這將不妨礙故事的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