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秀蘭（蘭天律師）    

                  

拍攝電影、編寫劇本屬於言論自由的展現，關於隱私權的界限觸及言論自由的時候，已經升高到憲法層次，另外，人格權亦屬於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權利，倘使真人真事改編，侵害原型人物的姓名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人格權，電影公司可否主張言論自由受到保障而免責？當憲法層次的這兩種權利，在拉鋸、抗爭的過程中，需要保護哪一邊？究竟是一個人名譽或隱私權限制了他人之言論自由，或言論自由侵蝕了別人的名譽或隱私權，立法者永遠在天平這兩端擺盪，努力衡量平衡點的最佳選擇。從美國影集《王冠》或電影《危機倒數》，即可觀察類似狀況。

 

《王冠》劇集與英國王室之爭

 

Netflix影集《王冠》第4季的劇本，改編自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歷史事蹟，以及已故戴安娜王妃、查理斯王儲、卡蜜拉的三角戀情。劇情除了講述查理斯王儲於婚後如何冷落戴安娜王妃，偷偷密會卡蜜拉之外，更把戴安娜王妃患上飲食失調的情景呈現在觀眾眼前，令不少劇迷也對查理斯王儲產生負面評價。

 

影集播出後引起英國皇室不滿，英國議員兼文化大臣奧利佛•道登（Oliver Dowden）在2020年11月28日接受英國媒體《郵報》採訪時表示，他擔心虛構的劇情會對英國皇室造成傷害，要求Netflix在每一集開頭都加註「虛構聲明」知警語，告知觀眾該劇情節並非事實，避免劇迷過度投入，有損皇室形象。他說：「我擔心沒有經歷過這些歷史事件的新一代觀眾，會把虛構情節誤認成事實。」而他本人亦會親自寫信給Netflix，提出加警語的要求。

 

Netflix嗣後正式拒絕加註警語，在12月5日發出新聞稿聲明：

 

「我們一直將《王冠》以『戲劇』方式呈現，很確信我們的用戶們理解這是一部基於歷史事件改編的虛構故事，因此我們沒有任何計畫或看到任何需要，去加註免責聲明 。」

 

首先，電影免責聲明僅是電影產業一種倫理規範，反映機構或團體之專業精神或道德準則，積極面在鼓勵會員或員工發揮專業精神，消極面則是在預防發生不專業行為，影響組織的專業形象，並不具強制性，僅具宣示性、參考功能。換言之，免責／虛構聲明並非電影公司的法律義務，亦不具任何法律效果，因此英國文化大臣不能代英國王室要求Netflix於《王冠》附上虛構聲明。從法律角度觀之，電影公司是否免責，仍須視電影公司是否經原型人物授權，或是否盡合理查證義務，參照電影內容綜合判斷。

 

另一方面，除了兩造之間的對壘，因英國皇室屬於公眾人物，其公開行程及私生活皆受到人民高度關注，且其日常開支部分來自英國人民之納稅，更具公益性。若依我國大法官之見解，面對公益性之事務，姓名、隱私、名譽權之人格權保障，須適度退縮，以維持公共利益，無須取得同意。

 

《危機倒數》：全民公益與個人利益的判準

 

另一例《危機倒數》的侵權訴訟案，則揭示了言論自由勝訴的法院判決。

 

電影《危機倒數》的英文名稱「The hurt locker」，源自中東拆彈部隊的戰地俚語（這亦將牽涉到原告的主張內容）。劇組進行田野調查時，先行採訪原型人物薩維，薩維曾參與伊拉克戰爭，屬於拆彈部隊的一員。他告訴劇組，在伊拉克戰爭中拆除地雷時，遭遇過哪些驚險的情形，他們如何利用專業技術解決地雷障礙，如何以團隊合作化解危機。

 

田野調查時，薩維向劇組娓娓道來過往經驗，結果電影於2008年拍攝上映，卻沒有得到他的授權，於是他向法院提告電影公司侵權。原告薩維指控侵權的主張在於：「電影公司連電影片名是我告訴你的，就取了這個片名，電影的故事都是我經歷的戰爭，為什麼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居然這麼不尊重我！」

 

本片引發的侵權訴訟，美國法院最後認為：為了維護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法官判決電影勝訴（註ⅰ）。因爲電影劇情業已經過一定程度的轉化（而非如同《我不是藥神》真實人物特徵明顯，甚且事件本身在中國史無前例，可參見〈虛構負面情節的侵權危機〉），故在法律上的評價自有差異。

 

法院的判決認定原告薩維敗訴，重要理由有三項：（1）伊拉克戰爭之重要，至今仍持續造成美國成千上萬個家庭身體跟心靈的創痛，美國的民眾當然有權利知道在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2）薩維本身非知名人物，不具任何的商業利益，電影公司縱使利用原告的故事拍成電影，也不至於跟原告個人的商業目的構成競爭關係。假若是知名人物，如NBA球員、政治人物川普、查爾斯王子，撰寫名人回憶錄或者個人經歷，顯然具有高度商業價值，但這並非原告所有的潛在商業利益。

 

（3）電影公司與劇組在法庭上答辯：「我們不是完全採用原告薩維的故事，電影劇本已經糅合了很多拆彈部隊各隊友的故事，導演也親自深入到中東，實地探訪拆彈的經過。」至於片名「the hurt locker」（令人受傷的置物櫃，意為箱子裡面放地雷），電影公司則說是中東、伊拉克戰地的俚語，並非原告獨創的語辭。經法官調查後，認為電影公司享有言論自由，電影不僅沒有用到原告薩維的真實名字，亦經過田調，將諸多拆彈部隊隊友的經歷改編成劇本，故並未侵害原告的權利。

 

結論：守住改編原則與法律限制的底線

 

我國憲法第22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可知，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條件下，人民的自由及權利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憲法中並未明文提到「隱私權」，但大法官於釋字第603號解釋：「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因此，個人名譽、隱私之保障，實為構成人格權的重要部分。但，其保障與他人之言論自由的關係究竟為何，則可能引起爭議。

 

關於電影公司在改編真實社會事件，使用原型人物的個人資訊之際，究竟個人的隱私權比較重要？抑或電影公司的言論自由、創作權比較重要？此問題核心涉及，一端是公共議題引發的公益考量，另一端則是人格權的私益維護；前者聚焦於電影公司、創作者、編劇的言論自由，提昇至憲法權利保障層次，後者則涵蓋真實人物的姓名權、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人格權。孰輕孰重不可一概而論，必須視場合、時間、人物關係等因素，透過法律細膩地區分具體的情形，探討保護的原則與界限，才能兼顧公益與私益，達到言論自由保護與人權保障之平衡。如本系列曾提及的，《危機倒數》電影表達反戰思想、《感謝上帝》譴責沈淪的神職人員、《舞孃騙很大》詐財警世，電影公司藉由影片表達公共議題的立場，這類案件訴訟，皆為影人勝訴。

 

歸納言之，如若改編真人真事成為影視作品，劇組確定使用原型人物的姓名、肖像與生平事蹟，且如實鋪陳，未經轉化變更人物元素特徵，則在改編故事之前，應當先取得傳主或真實人物的授權，授權範圍必須涵蓋傳主的家庭背景、親友互動、事業成就、求學職涯和重要事蹟等元素題材。但倘使改編素材並未使用真實人物的姓名與肖像，如同韓國電影《熔爐》的處理方式，且其該事件之重要特徵皆已隱藏或轉化，只保留事件之模式（如《不能沒有你》、《舞孃騙很大》），即無須先行取得原型人物之授權。除非真實事件之改編與描述，基於社會公益目的，且不牴觸「無罪推定」等重要法律原則，影片中縱使直接採用真實人物的本名與相片，仍可免除法律責任，法國電影《感謝上帝》即為適例。

 

至於影片主題，如表述重大歷史事件，成為特定國家地區民眾之共同記憶，例如《危機倒數》闡揚之反戰思想，劇組亦可基於全民公益和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主張無侵權之犯意。然而，不論改編故事轉換變化的程度如何，設若事先未經原型人物同意，卻虛構不實情節，而詆毀其名譽，當觀眾可經由影片傳達之劇情內容或宣傳手法連結至真實人物者，必然升高侵權之法律風險，中國電影《親愛的》、《我不是藥神》即為警示之實例，不可不慎！

 

盼影視產業之創作者分辨真人真事之改編原則與法律限制後，自由開闊地發揮創意，合法改編創造美好作品，讓更多重要的社會真實事件呈現在電影銀幕及更多的觀看螢幕上，表達對公共議題的立場，並警惕世道人心，分享世間真善美。

 

ⅰ參見Jackson McHenry, “Court Rules That The Hurt Locker Is‘Protect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in VULTURE , 2016. 2. 17. （參考網址： https://www.vulture.com/2016/02/hurt-locker-protected-speech-first-amendment-court-ruling.html，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9日）